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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時輪經》全稱《時輪金剛大根本續經》，是藏傳佛教中地位非常重要的一部經典。相傳，該經系釋迦牟尼佛為以香巴拉法王月賢為首暨北方迦婆羅薩化身的九十六法王和其無量數的清凈眷屬所講說的?！稌r輪經》的獨特之處在于其不僅提到了伊斯蘭教興起后對香巴拉的入侵，還記載了一種獨特的伊斯蘭教先知譜系。
關鍵詞：《時輪經》；藏傳佛教；伊斯蘭教
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后，隨即向東方擴張，原先信奉佛教的中亞和印度北部，成為兩大宗教最先相遇的地方。波斯薩曼王朝（875—999年）時期，中亞地區基本實現了伊斯蘭化。10世紀以后，佛教、摩尼教和祆教（或稱拜火教）在中亞基本上銷聲匿跡了。而《時輪經》出現的年代，恰恰是在10世紀。
一、《時輪經》中的香巴拉與伊斯蘭教
1933年，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1900—1954）在其作品《失去的地平線》（Lost Horizon）中描寫了一處世外桃源——香格里拉（Shangri-La），并于1944年搬上銀幕。從此，香格里拉就成為世外桃源、烏托邦的代名詞。究其實，英語“香格里拉（Shangri-La）”一詞就源自藏語“香巴拉（Sham-bha-la）”。而藏語中的香巴拉又源出于《時輪經》。
大乘佛教信仰的彼岸世界稱為“凈土”，指諸佛菩薩為度化一切眾生而以菩提修成的清凈處所。而香巴拉可謂是藏傳佛教所信仰的人間凈土。香巴拉又譯為“苫婆羅”，據《土觀宗派源流》記載：“其國土形圓，四周雪山圍繞，內中做八瓣蓮花形，每瓣形間有河流貫穿其間，國土中央有大雪山如蓮花蕊。每瓣之內各有十二具胝城邑，八瓣共有城邑九十六具胝。每一具胝城邑有百億邦土。每一具胝有一統御邦土的王侯。此國土中央又復有雪山分劃成為四大部洲之相。其中心有迦羅婆城?！眰髡f，這里的人民不執、不迷、無欲；歷代的神圣國王，為未來之世界保存最高佛法，直至外部世界的宗教異端被徹底消滅為止。藏語典籍中有很多關于香巴拉的記載，藏族民間也流傳很多關于香巴拉的故事。1775年，六世班禪大師羅桑華丹益希根據藏文大藏經的記載而撰寫了一部通俗的香巴拉指南。他將香巴拉傳說分成了三個部分：前往香巴拉之路程；王國本身之情形；王國歷史及預言。
藏文典籍中對香巴拉的歷史及王統傳承也有詳細的記載。著名的《青史》、《紅史》和《土觀宗派源流》中都記載了當香巴拉第十貴種海勝王在位時期，穆斯林（納洛或拉洛）入侵香巴拉的事件。
成書于元末的藏文典籍《青史》中說，“《無垢光明》中說，此中對時代的決定是從佛世起經六百年為妙吉祥時代；此后八百年為納洛（意為邊鄙人）時代；納洛時代過后約八十二年（不到一百年）的時候，是難勝者略施造作即能凈治身心的貴種王族難勝時代。這一時代其所造作決定能成，所以是超納洛（邊鄙）的年代?！薄肚嗍贰饭彩遢?，其中第十輯專記時輪傳承及其教授如何而來的情況。后來達惹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土觀著《土觀宗派源流》等，無不據《青史》而撰出。
成書于明代的《新紅史》記載，在香巴拉具種王系第十代“尊勝?！痹谖粫r，“其時印度一小區稱瑪噶達，該地有拉洛法?！?藏語中的“拉洛法（ Kla-klovi-chos）”一般認為乃指伊斯蘭教?！袄濉保ɑ蜃g“納洛”）一詞系指“野蠻人、異教徒”之意，其對應的梵文詞匯為“彌戾車”（mleccha），原意指的是非印度語的外來侵略者，如亞歷山大大帝時期的希臘入侵者。而“瑪噶達”（Ma-Gta-Dha）一詞，據西方學者的考證，應指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達”而言。
關于“拉洛法”即伊斯蘭教侵入香巴拉一事，在清代的《土觀宗派源流》中記述如下：
當第十貴種海勝王即位，從名度日即甲申年至火空海時開始將有阿多、阿牛迦、有豕、童王、白衣、摩杜摩地、能坯等異端回族教主及其教徒，進入麥加。他們之中的第七位名為具甘者或名蜜慧者，造著外道的歷法，傳播回教。那時其他外道們，皆改信回教，毀壞內道寺宇很多，據說回教住世之時量，粗略計之，從這時起，當有一千八百年。
他隨后引用《時輪根本續》，預言“第二十五貴種文殊化身的神武輪王將大破這些回教徒”，“一切大地皆歸貴種大王所統治，于是大乘教法，愈加宏揚?！边@里，譯者直接把“拉洛法”譯為了“回教”。藏文典籍《如意寶樹史》《西藏王臣記》中也有相關記載。而所有這些記載的源頭都取材于《時輪根本續》。
香巴拉的傳說源自《時輪根本續》（Dus-vkhor-rtsa-brgyud），又稱《時輪金剛大續》、《時輪經》或《吉祥時輪續》，是藏傳佛教中地位非常重要的一部經典，17世紀時被列入北京版大藏經首函第二篇。相傳，約在公元前880年，在南印度的安德拉（Andhra），釋迦牟尼為以香巴拉“法王月賢為首暨北方迦婆羅薩化身的九十六法王和其無量數的清凈眷屬講說《時輪金剛大根本續經》，由法王月賢筆之于書”，迎請至香巴拉。據說，法王月賢還根據自己的理解寫了《時輪根本續六萬品釋》；之后又有香巴拉白蓮法胤為之作注，即《時輪根本續無垢光大疏》《時輪根本續無垢光大疏攝要》等。后來，時輪大法由香巴拉傳入印度，1027年傳入西藏并由季厥·達哇峨色（月光）譯師譯為藏文。
為未來世界保存最高佛法的凈土香巴拉，卻又為何有對伊斯蘭教的記載，而且還是一種負面的記載呢？學者們認為，這顯然與歷史上伊斯蘭王朝對印度次大陸和中亞佛教地區的征服有關?！肚嗍贰分姓f，諸智者大師都認為中印度發現時輪的時代是11世紀初，即1027年，所以“很顯然，時輪是從古代在印度就有的?！钡鶕芯?，釋迦牟尼為香巴拉法王月賢等講說《時輪經》的說法可能僅為一種托名。真實的情形是，時輪密法約在公元9世紀末10世紀初出現在印度，而且是從印度北方傳來的，其策源地或許在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克什米爾一帶。據說，從時輪密法的內容里，可以看到佛教與伊斯蘭教、基督教、祆教和摩尼教的奇特交融。中亞一帶曾經是佛教的天下，也是人類歷史上多種宗教、民族、文化的匯聚之地。這種文化環境里產生時輪密法這樣的理論體系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西方學者認為《時輪經》出現的時間約在十世紀，尚有以下兩點主要證據：
首先，根據經文中提到的一些地名，可以提供間接的證據。例如，提到拉洛法興起的地方是在 “瑪噶達”（Ma-Gta-Dha），或者是在位于“麥加”（Ma-Ga）之地的“瑪噶達”。如前所述，“瑪噶達”應為“巴格達”，系當時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首都；而該城建成的時間在公元766年，于9世紀以后達到極盛。因此，經文的出現應該不會早于這個年代。
其次，藏歷“火空?！奔o年與伊斯蘭教希吉萊歷紀年的關系問題。西藏“勝生周”紀年的首年是1027年，即《時輪經》傳入西藏的年代，1027年以前則以“火空?！奔o年。在藏文中，“火”表示數“三”，“空”表示數“零”，“?！北硎緮怠八摹?。因此，“火空?！奔o年代表403年。據藏學家黃灝指出，若把這一紀年折合成公元紀年，則應將藏歷第一繞迥的1027年（丁卯、火兔年，勝生周紀元）減去403年，則相當于公元624年。在時輪歷中，對公元624年以后的年代計算就采用火空海紀年。根據《新紅史》記載，火空海紀年的403年也正是“拉洛法”興起時期，因為這403年是尊勝海至王難的時期，也正是“拉洛法”在印度推行的時期。所以《新紅史》中又稱之為“拉洛年”。顯然，“火空?！奔o年與伊斯蘭教的興起存在著某種對應關系。伊斯蘭教的紀年希吉萊歷始于公元622年。而在“火空?！奔o年的403年間（624—1027），正是伊斯蘭諸王朝對中亞、印度實施征服的時期。由之也可以看出，《時輪經》正是誕生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當中的。
二、《時論經》所記述之先知譜系
《時輪經》中對伊斯蘭教的記載，最獨特之處在于其所列舉的一個先知譜系。該先知譜系在藏文文獻中也悉數引述，如前引《土觀宗派源流》中的文字：
……將有阿多（A-Dho）、阿牛迦（A-Ho-Gha）、有豕（Phag-lDan）、童王（Byis-Pa-dBang-Po）、白衣（Gos-dKar-Can）、摩杜摩地（Ma-Dhu-Ma-Ti）、能坯（vJoms-Byed）等……他們之中的第七位名為具甘者（mNgar-lDan）或名蜜慧（sBrang-rTsevi-Blo-Gros）者……
這個列舉有七個名字的名單到底意味著什么？這其中的七位又指的是誰呢？顯然，藏學家劉立千先生翻譯這段文字的時候，并沒有弄清楚這些問題，所以僅從藏文的字面意義勉強予以漢譯。西方不少藏學家也關注到這個名單，并就此有不少的討論和研究成果，其中以亞歷山大·博金（Alexander Berzin）的研究較為細致。我們先看他英譯之《時輪經》中對應的段落：
Verse I.154 from The Abridged Kalachakra Tantra (Tib. bsDus-rgyud, Skt. Laghu Kalacakra Tantra) reads:
“Adam, Noah, Abraham, and five others – Moses, Jesus, the White-Clad One, Muhammad, and Mahdi – with tamas, are in the asura-naga caste. The eighth will be the blinded one. The seventh will manifestly come to the city of Baghdad in the land of Mecca, (the place) in this world where a portion of the asura (caste) will have the form of the powerful, merciless mlecchas.”
《時輪經》一章154節寫道：
“亞當、諾亞、亞伯拉罕，以及其他五個具他摩者——摩西、耶穌、白衣、穆罕默德和馬赫迪——均屬于阿修羅那伽族。 第八個將是看不見的那一位。第七個將來至于麥加之地的巴格達，（該地）在此世界中乃是阿修羅的一部分，（該阿修羅們）將具強大而殘忍之彌戾車形象?！?/p>
表一：《時輪經》中所列之先知譜系對照表
對照劉立千漢譯《土觀宗派源流》與亞歷山大·博金的英譯，可以看出一個主要區別是前者所列為七人（缺摩西的名字），而后者為八人名單。但這并不妨礙本文的主題，在此暫不予討論。在伊斯蘭教當中，先知的譜系始于阿丹，終于穆罕默德。先知的總數目，據說有十二萬四千多人，其中《古蘭經》中提到名字的有二十五位，其中又有六位是最高貴而又享有特殊頭銜的圣人，分別是：人類始祖、“真主的密友”阿丹（亞當）；“真主的預言者”努哈（諾亞）；“真主的至交”易卜拉欣（亞伯拉罕）；“真主的代言人”穆薩（摩西）；“真主之靈”爾薩（耶穌）；“先知的封印”穆罕默德。而這六人的名字都出現于《時輪經》的先知名單當中，可見《時輪經》的作者對于伊斯蘭教先知譜系的了解相當準確。
亞歷山大·博金指出，梵文“Isha”（對應藏文dBang-Po）意為“大能之主”或“王”，是耶穌阿拉伯文名字“Issa”（爾薩）的固定對譯；而且該詞在梵文中還是濕婆的別稱“Ishvara”的縮寫。而梵文“Madhumati”（對應藏文sBrang-rTsevi-Blo-Gros）意為“蜜心者”或“蜜慧”，乃是對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固定稱呼。經文中“第七個將來至于麥加之地的巴格達”顯然是指先知穆罕默德始傳伊斯蘭教、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達的歷史背景；但經文作者對于麥加和巴格達的關系顯然不甚了了。
在這個先知名單當中，另兩人名字的出現卻引起了學者們的爭論。亞歷山大·博金指出，梵文“Shvetavastri”（對應藏文Gos-dKar-Can）意思是“白衣者”，乃是摩尼教創始人摩尼的梵文名稱。但是，假如這個名稱的確是指摩尼的話，他為何會被列入伊斯蘭教的先知譜系呢？
我們可以確定“白衣者”即為摩尼，基于兩點理由。
第一，摩尼在世的時間與此先知名單中他所處的位置相吻合。公元3世紀中葉，摩尼（Mani，約217—約276年）吸收祆教和基督教教義，宣稱自己是繼瑣羅亞斯德、釋迦牟尼、耶穌之后的第四位先知，試圖建立一個拯救人類的世界性宗教。毫無疑問，摩尼不但是處于耶穌（公元前后）和穆罕默德（7世紀）之間最有影響力的一位宗教領袖，而且自稱為耶穌所預言的那位先知。因此，摩尼身列這個先知名單的這個位置，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摩尼教有服色尚白的特征。由于摩尼教為典型的二元論宗教，主張光明與黑暗的斗爭，故服尚白色。在宋元以后的中國歷史上，摩尼教的變種明教就多以服色尚白、白衣烏帽等特征著稱。所以，梵文“白衣者”即指摩尼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誠如亞歷山大·博金所言，在任何伊斯蘭教的現存派別之中，無論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的各個分支，都沒有將摩尼列入先知譜系的主張。博金的解釋是，摩尼教盛行的印度北部、克什米爾至阿富汗地區，到公元9世紀的時候，可能已有摩尼教團體皈依伊斯蘭教。他們有可能在特殊的時間、地點內發展出一種業已在歷史上湮沒的教義，即將摩尼列入伊斯蘭教的先知譜系當中；而當《時輪經》在同一時期、同一地點的佛教僧團中誕生時，恰好以此為藍本作為對伊斯蘭教的解說。這種推測，雖無明顯的證據，但也是有可能的。
摩尼教曾經是一個具有國際影響的宗教。摩尼教一度在波斯薩珊王朝胡爾木茲一世（271—272年在位）時期得到支持，后來又于8世紀下半葉成為突厥回鶻汗國的國教。在傳播的過程中，摩尼教結合各地區的特點，利用當地形式傳播并為當地人所接受。在其東漸過程中，摩尼教曾與佛教、道教思想結合，據說《老子化胡經》就是中國摩尼教徒的作品。在西傳過程中，摩尼教則吸收基督教成分，與基督教中的異端“諾斯替”思潮（Gnosticism）有直接的關聯。在伊斯蘭教興起后，摩尼教并沒有消亡，而是繼續存在了很長時間。據中世紀阿拉伯學者白魯尼《遺跡》一書記載，摩尼教雖然歷遭壓迫，卻生存到伊斯蘭紀元七世紀（公元13世紀），信徒在亞洲和歐洲都有不少。根據記載，到公元10世紀初，巴格達城內尚有摩尼教徒三百人，到10世紀后半期，則只余五人。這表明，摩尼教徒已經逐漸皈依伊斯蘭教。這些皈依伊斯蘭教的摩尼教徒，據說不少人仍暗中信奉摩尼，“如倭馬亞末朝哈里發穆爾旺的老師便是”。據此推斷，在《時輪經》出現的9—10世紀，表面改信伊斯蘭教而暗中仍崇奉摩尼的信徒團體的存在的確是很有可能的。
《時輪經》所記之先知譜系當中，另一引人注意的名字則是馬赫迪。梵文“Mathani”（對應藏文vJoms-Byed），意為“毀滅者”，乃是梵文中對伊斯蘭教馬赫迪的稱呼。博金指出，與“Mathani”梵文“Pramatha”同為“毀滅者”之義，而該詞乃是阿修羅之首領的名字。將伊斯蘭教中的馬赫迪譯為此名，當然也跟《時輪經》中對伊斯蘭教的整體態度有關。
馬赫迪（Mahdi）系阿拉伯語音譯，意為“被引上正道的人”，是伊斯蘭教中將于世界末日來臨前降臨的一位“拯救者”。但關于馬赫迪的身份與能力，在伊斯蘭教的不同派別當中又有不同的理解。遜尼派認為馬赫迪是出自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一位繼承者，他將在末日來臨之際在地面上重建正義；也有遜尼派學者認為馬赫迪只是將在歷史中出現的一位普通穆斯林領袖；還有一些遜尼派學者不認可有關馬赫迪的教義。
在什葉派當中，馬赫迪教義則是被普遍接受的，而且這位馬赫迪就是重返人間的那位“隱遁”了的什葉派伊瑪目（十二伊瑪目派認為是第十二位伊瑪目，伊斯瑪儀派認為是第七位伊瑪目）?！半[遁說”是什葉派的特殊教義，即認為最后一位伊瑪目并沒有死，真主讓他隱遁起來，他奇跡般地活著，直到真主讓他再世。末日審判之時，他將作為馬赫迪返世，征服全世界。顯然，馬赫迪教義非常類似于猶太教的“彌賽亞”教義，也有學者認為其本身就是皈依伊斯蘭教的猶太人帶來的一種思想。在伊斯蘭教的歷史上，曾有不少起義領袖自稱為馬赫迪降世。
由此觀之，《時輪經》中的先知名單應該跟什葉派的某個支系有關，尤其是經文中還有這句話：“第八個將是看不見的那一位”。所謂“看不見的”，當然就是什葉派教義中的“隱遁”（阿拉伯語al-Maktūm）一詞的意譯。在公元9—10世紀印度北部具體的地理環境當中，我們可以將《時輪經》中的先知譜系與哪一個具體的伊斯蘭教派別聯系起來呢？亞歷山大·博金的考證認為，這可能與什葉派支系伊斯瑪儀派（亦稱七伊瑪目派）有關。
在伊斯蘭教歷史上，什葉派首先是作為政治上的、而非教義學上的少數派產生的，在阿拔斯王朝時期，什葉派的武裝起義也層出不窮。在政治壓力下，什葉派多數遷往帝國勢力較弱的東部邊陲地區，10世紀的時候，伊斯瑪儀派在錫吉斯坦（今伊朗西南部、阿富汗南部）和呼羅珊（今伊朗東南部、中亞南部和阿富汗北部）地區獲得了發展。959年前后，印度伊斯蘭教重鎮木爾坦（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城市）的統治者皈依了伊斯瑪儀派，968年，木爾坦成為埃及伊斯瑪儀派法蒂瑪王朝的一個屬國。
伊斯瑪儀派特別注重對教義的神秘主義解釋，重視數字符號的象征意義。由于該派只承認七代伊瑪目，而伊斯蘭教本來就對數字“七”十分重視，故該派尤其喜歡數字“七”。據說該派所列的先知譜系，最重要的先知是七位：阿丹、努哈、亞伯拉罕、摩西、耶穌、穆罕默德和馬赫迪（隱遁的第七伊瑪目復臨后的名號）。這與《時輪經》中的名單基本相同。至于為何在這個名單中又出現了“摩尼”的名字，或暗中崇奉摩尼的某伊斯蘭教社團與伊斯瑪儀派之間又有何關聯，目前尚無明顯的證據加以證實。但可以推斷，《時輪經》中的先知譜系的確是特定時代與地理、文化背景之下的產物，即：公元9—10世紀時候的伊朗東部、阿富汗、中亞和印度北部一帶，各種宗教文化在此特定時空當中次第相遇并彼此交匯了。
結語：“諸教統一論”視閾下的《時輪經》
在人類歷史上，各大宗教相繼出現并主宰了世界范圍內的各主要民族、國家和文明，當他們相遇的時候，既有激烈的武力沖突和對抗，也有溫和的文化交流和融匯。自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文明沖突論”以來，贊同者有之，痛斥者有之，但不能否認其的確概括出了上述歷史進程的其中一個方面。而以伊斯蘭哲學家賽義德·侯賽因·納塞爾、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基督教學者漢斯昆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則轉而提倡“文明對話，無疑是凸顯了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另外一個方面。
2009年11月6日，賽義德·侯賽因·納塞爾（Seyyed Hossein Nasr，1933—）教授首次來中國，應邀參加“北京論壇（2009）”并做以“天、地、人和諧及不同文明的和諧”為題的主旨報告。當天下午，他又以“伊斯蘭與儒家文明的對話——對21世紀人類困境的回應”為題，與新儒家學者杜維明對話北京大學。納塞爾教授及其所代表的“傳統學派”（the Traditional School或the Perennial Philosophy），主張通過對歷經時光考驗之人類共同智慧的重構，藉以構成對現代性危機的回應之一。其中，“諸教統一論”（the Unity of Religions）可以說是傳統學派的一項關鍵主張，也是當今開展文明對話的形而上學前提之一。該學說在中世紀各宗教中的神秘主義傳統中實際上都有所體現。到了現代，當人類世界深陷于以種族、民族、宗教等多種面目出現的政治沖突之時，傳統學派先驅之一的舒昂（Frithjof Schuon，1907—1998）在其代表作《諸宗教之超驗性合一》（The Transcendent Unity of Religions）中重提這一關鍵命題。納塞爾則繼承了這一命題，將之進一步闡發為“一神多圣論”（One God，Many Prophets）：世界只有一個統一的本源，在亞伯拉罕一神教傳統里是“上帝”、“真主”，在印度傳統里是“梵”，在中國傳統里是“道”、“理”，在哲學家那里是絕對精神、終極實在?，F實世界則呈現為“多”，在亞伯拉罕宗教那里，唯一神派遣了一系列的先知（圣人），由之誕生了不同的傳統。這個先知序列，肇端于亞當，完成于穆罕默德。在某種程度上，誕生在穆罕默德之前的許多宗教大師，不僅包括亞伯拉罕宗教傳統中的諸先知，還包括瑣羅亞斯德、釋迦牟尼、孔子甚至摩尼，也都有被列入伊斯蘭教所認可的先知譜系的可能性。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儒教徒、祆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都是這個宗教多樣化世界的合理成分。這樣，宗教間的相互理解與對話，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在當前興起的宗教或文明對話當中，回儒對話、回耶對話都較為多見，不僅召開了多次學術討論會，亦有相關著作發表。而就“回佛對話”而言，除臺灣靈鷲山道場創辦人釋心道于2002年后多次推動舉辦回佛對談以外，尚不多見。其實，回佛對話在歷史上已有發生。例如，在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發曾邀請印度佛教僧侶到巴格達的“智慧館”工作，將不少梵文文獻譯為阿拉伯文；在我國，明末清初的回族思想家王岱輿曾與佛教人士對話，留有《希真正答》一書。本文討論的《時輪經》，則是歷史上回佛對話的又一重要成果。一方面，如本文所述，《時輪經》中記述了穆斯林與香巴拉的對抗性關系，并記錄了一種在特殊歷史情境中出現的先知譜系；另一方面，時輪密法的不少理論與修持方法，也折射出其與伊斯蘭教尤其是蘇非神秘主義的深層互動。這一方面的內容，尚值得更深層次的研究。
其實，在《時輪經》當中，也包含有類似上述“諸教統一論”的思想。據說，時輪密法一般劃分為外時輪（針對物質宇宙與歷史）、內時輪（針對人類生理與病痛）、別時輪（針對密宗修持）三個層次。穆斯林與香巴拉的對抗關系，只存在于外時輪的層次，而在別時輪的密宗修持當中，民族界限是不存在的。從理論上講，通過接受時輪壇城灌頂，可以喚醒每一個人心中的佛性，無論他是佛教徒，還是那些并未踐行佛法道路的人。在當代的藏傳佛教當中，時輪密法仍被作為高級的密宗修行方法加以傳授和修持。
在西藏歷史上，五世達賴喇嘛曾經接待來自克什米爾的伊斯蘭教蘇非修士辟爾·亞古博，與他討論教義，并在拉薩賜給他一塊安居之地，這就是今天拉薩“卡基林卡”穆斯林園林的由來。 這段歷史佳話，更加見證了歷史上業已發生過的回佛對話的鮮活場景。
原文發表于《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查找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