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入新時代，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有機組成部分的藏學研究也迎來發展的大好機遇，在廣大藏學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國藏學研究事業取得令人矚目的新成就，其中藏傳佛教的相關研究情況、重點研究方向等，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受《西藏大學學報》編輯部的委托，西南民族大學白央同志，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背景下的藏傳佛教相關研究工作和“‘一帶一路’與藏傳佛教發展研究”這一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對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鄭堆研究員進行了專訪。我們將分三期編發有關專訪內容，今天推出第一期：國內外藏學現狀及發展趨勢。
筆者：鄭堆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中抽出寶貴的時間接受采訪。筆者受《西藏大學學報》編輯部的委托，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背景下的藏傳佛教研究工作向您進行專訪。首先，請您簡單談談您個人的成長經歷和科研情況。
鄭堆研究員：謝謝你的采訪。我1964年出生于西藏歷史文化名城江孜，從小學到高中都是在當地學校學習；1981年至1986年就讀于西藏大學藏語言文學專業，獲學士學位；1986年至1988年間，在西藏大學政史系藏史教研室任教；1988年到北京后就一直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多個崗位從事藏學學術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2016年起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黨組副書記。期間，1989年至199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在職碩士研究生班世界宗教學專業學習；2004年至2010年在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攻讀宗教學博士學位，以《阿底峽道次第理論解讀》一文獲哲學博士學位。詳細經歷在中國藏學網等處都能看到，我就不詳說了。
我自參加工作以來，除短暫的教師經歷外，幾十年工作的時間和心血都投入到藏學學術研究和科研管理方面，由于所學專業及興趣所在，本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藏族歷史、宗教以及文化等方面，尤其是關于藏傳佛教的研究，自己投入了更多的時間，花費了更多的心血?；赝麕资甑膶W術經歷，聊以自慰的是在藏族歷史、文化和藏傳佛教的研究方面，都略有心得體會，也有一些文章、著作面世。其中，先后撰寫了專著《世間慧眼·洛丹喜饒傳》及合著《西藏家庭四十年變遷》《藏傳佛教愛國主義教育工作讀本》《中國因明學史》等13部；發表出版了譯文譯著10多部（篇）；在專業核心期刊和CSSCI等期刊上發表“略述達賴轉世制”“西藏民間宗教與佛教思想關系研究”等學術論文、研究報告近百篇。
筆者：您作為藏學研究領域造詣深厚、學術影響力突出的杰出專家和學科帶頭人，能簡單談談您個人主持、參與的科研項目和人才培養方面的成就嗎？
鄭堆研究員：在項目方面，我在工作期間參與了一些在藏學研究領域甚至在國家學術領域都有一定影響的項目和課題的研究、管理工作。曾先后主持或獨立完成了國家級、中心級科研項目30余項，獲得了10多項國家與省部級科研獎。比如，先后主持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點課題“藏傳佛教僧人學經和學位晉升問題專題研究”，其中《藏傳佛教僧人學經和學位晉升問題專題研究報告》獲得了許多專家和領導的高度肯定，認為“該《報告》將學術和政策研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出了創新觀點和政策建議，填補了多年來該問題研究的空白，是一項優秀的學術成果”。該課題成果曾榮獲中國藏學研究中心“2002 年度科研成果特等獎?！?；在完成2001年度重點課題“藏傳佛教僧人學經和學位晉升問題專題研究”課題之后，2002年在原有成果基礎上，展開了“藏傳佛教佛學院高級學位授予辦法專題研究”課題的工作。由課題組草擬的《藏傳佛教高級佛學院學位授予辦法》，曾被有關學者認為“是一項學術性、政治性、政策性融于一體的研究課題”。這兩項科研成果不僅對西藏和涉藏州縣的學經現狀進行了一次普查性的調研，總結了一些新的經驗和教訓，其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并對佛學院的學位與傳統寺院的學位提出了一些建議，即佛學院可以仿照國民教育體制授予類似于博士、碩士等的學位，經研究討論后來學位名稱正式確定為“拓然巴”，而傳統寺院則保留原有的學位制度；2008年牽頭完成了《構建藏傳佛教寺廟管理長效機制，促進西藏及其他藏區長治久安的調研報告》，曾被有關部門吸收采納。2015年主持完成了《藏傳佛教僧尼狀況研究報告》，得到了時任中央有關領導同志的肯定和批示，榮獲全國統戰理論政策研究創新成果二等獎。
另外，先后參與和主持了“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研究”“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究”“藏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藏傳佛教史研究”“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年”，以及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梵文貝葉經研究國際合作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一帶一路’與藏傳佛教發展研究”等項目。其中，多項研究成果獲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全國統戰理論政策研究創新成果獎、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成果獎；一些調研報告還得到中央領導的肯定性批示。自己能夠為藏學研究盡一份力，為國家文化繁榮興盛做出了一些努力，感到很欣慰。
人才培養方面，自己也沒有什么突出的成就。自擔任宗教研究所所長，特別是走上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領導崗位后，很重視人才培養方面的工作。對于藏研中心的人才培養方面，目前主要有三個渠道。一是項目培養人，通過藏研中心老一輩學者的帶領和指導，以“傳幫帶”的方法，讓青年學者參與到項目論文的寫作過程之中，在項目中進行人才的培養；二是積極創造條件，給青年學者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通過讓他們攻讀學位和進一步深造的方法進行人才的培養，目前也取得了一些實際的效果；三是通過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學的聯合博士點培養人才。自2003年雙方聯合啟動民族學博士點申報工作到同年7月正式獲批，2004年首批民族學博士生進校至今的17年里，藏研中心和西南民大通過“雙導師制”聯合培養方法，培養了一批人才。僅我和西南民族大學萬果教授聯合指導的“藏族傳統文化和藏傳佛教研究方向”累計培養了藏學博士50多名。其中大部分博士已走上工作崗位，并在教學和科研的一線崗位上，正在發揮著作用。
筆者：您作為一名藏學研究者，能否簡單談談您對藏學這一概念的理解和目前國內外藏學研究存在的問題、現狀和未來趨勢。
鄭堆研究員：中國是藏學的故鄉，是藏學的真正發祥地?！安貙W”（Tibetology）的概念是19世紀初，由匈牙利學者喬瑪首創的，從此成為了以我國藏族和藏族地區為研究對象的這一學科的專有名稱?，F代藏學是以藏族社會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發展為研究對象，以哲學社會科學為主體，同時兼及自然科學部分領域的一門集理論性和應用性于一體的新興交叉學科。
對于現代中國藏學而言，它是與新中國一起成長，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并在中華文化的浸潤滋養中發展壯大的。它的發展經歷了以下五個歷程：
1. 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1959年）：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重視藏學研究工作。早在西藏和平解放時，毛主席就要求進藏官兵注意尊重和研究藏族風俗習慣、歷史和文化等。始終強調必須“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和要求，也為現代藏學研究提供了政治和理論指導。在和平解放西藏之初，李安宅、于式玉等學者即加入到進軍西藏的行列，開展調查研究，撰寫了《西藏各階層對我軍進軍態度之分析》《藏人的風俗和禁忌》等報告，提出了許多政策建議，這些標志著現代中國藏學的形成。這一時期在對西藏的社會狀況，如社會形態、生產關系等進行調查的前提下，也出現了一些基礎性的工具書，如《格西曲札藏文詞典（附漢文注解）》（1957年）、才旦夏茸編纂的《藏漢詞匯》（1955年）等，為藏學研究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礎資料。雖然這一時期培養的藏學人才規模不大，但是我們從那時呈現出來的成果可以看到，藏族、漢族及其他民族學者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2. 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區社會制度變革期（1959-1966年）：歷經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區社會制度的變革，現代中國藏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時由于學術資源的公眾化、社會調查的不斷深入，使得開展藏族宗教、歷史文化、社會等學術研究擁有了豐富的基礎資料，為全面研究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的社會歷史狀況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從20世紀50年代起，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等民族院校相繼開設藏語言文學專業，大量招收培養藏族本科生，以培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用現代科學和方法從事相關工作的人才。
3. 改革開放之初現代藏學研究復蘇期（1977-1985年）：改革開放之初現代藏學研究經歷“文革”后，重新得到了復蘇。1977年，鄧小平同志批準編撰出版《藏漢大辭典》，可視為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藏學恢復發展的標志。1981年6月和1985年8月，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和西藏社會科學院的正式成立，使得藏學走上了專門化、制度化、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據統計這一時期全國共發表了約3500篇藏學論文，出版了350多部與藏學相關的著作。
4. 現代中國藏學的快速發展時期（1986-2012年）：1986年5月20日，隨著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標志著現代藏學研究事業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由于黨和國家對藏學事業的高度重視，先后建立了一批專業性較強的藏學研究機構后，通過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研究，使得藏學研究隊伍得到了空前壯大，形成了老、中、青，藏漢各民族學者團結協作的超強隊伍。同時，在1986年1月臺灣“西藏研究會”的成立，標志著臺灣藏學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并先后出版了眾多藏學相關的論著。這一時期的中國藏學研究工作不僅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學科建設也得到了不斷的完善，藏學人才不斷增多，學術成果不斷問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5. 新時代現代中國藏學研究的新發展（2012年至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西藏工作，提出了“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重要思想，把西藏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提升到了新高度，開啟了黨中央治邊穩藏、富民興藏的新實踐。中國藏學工作者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為黨和國家涉藏工作大局獻計出力，助力藏族地區全面決勝小康社會的同時，貫徹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加大對南亞大通道和喜馬拉雅區域研究的力度，助力全面向南亞開放大通道建設。藏學研究者通過對青藏高原山水文化、民族生態倫理學等領域的研究，為青藏高原的生態保護工作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而中國藏學的研究不僅在保護藏族優秀文化，也為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起到了實質性的作用。
對于國外藏學而言，它的起源大致上有四種：一是國外學者對西藏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進而對其進行研究，逐漸成為一種研究學派；二是各國因本國的各種需求對西藏進行直接研究，逐漸形成研究體系；三是早期的傳教士為了達到傳教目的對西藏進行研究；四是由印度學的研究逐漸分出藏學研究支派。如今中國藏學研究已經成為了一門公認的世界性新興學科，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它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 國外藏學的萌芽。早在公元1世紀，古希臘的地理學家托勒密在其8卷本的《地球形狀概述》 中，論述了西藏西部的克什米爾地區，并首次提到了“博塔”即吐蕃人。而國外對西藏地區及藏族的直接了解和認識，始于公元17世紀。17世紀20年代至18世紀40年代，有幾批歐洲傳教士從喜馬拉雅山外或從中國內地進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進行長期的傳教活動，隨后歐洲的探險家也進入青藏高原。他們對西藏地區和藏族的介紹、描述，成為了國外藏學研究的開端。
2. 國外藏學的誕生。國外藏學最早起源于歐洲，是從印度學研究中派生出來的。由于歐洲人與印度人有著血緣上的關系和語言上的共性，使得他們對印度學的研究情有獨鐘。隨著他們研究的深入，發現印度古老的文化和宗教經過幾次大的更迭后，很多文獻資料未能保存，而這些卻幾乎收藏在西藏。于是一部分研究人員開始涉足了藏學研究領域。歐洲學者對藏學的研究始于19世紀30年代，匈牙利喬瑪正被譽為西方藏學的鼻祖，而《藏英詞典》和《藏文文法》等的出版，標志著西方藏學的誕生。
3. 國外藏學的形成。20世紀以前，國外藏學基本處于起步階段，而它的大發展是從20世紀開始的。進入20世紀，歐洲殖民主義從軍事、文化和政治方面長期覬覦中國藏族地區。而隨著殖民主義的侵略，導致了藏文文獻的流失，這些客觀上對國外的藏學研究起到了促進作用。使研究藏學和藏族幾乎成為了西方學者的專門之學，到20世紀中葉，以法國巴考等人的《敦煌歷史文書》和意大利圖齊的《西藏畫卷》為代表的藏學名著的問世，標志著西方藏學的形成。
4. 國外藏學的發展。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隨著一批人員出逃流亡，并帶走了大量的藏文文獻、檔案和文物。此后所謂的“流亡政府”建立了專門機構、創辦刊物、整理和翻譯出版了藏文典籍；另一方面，在一些基金會、財團等的資助下，英、美、法、意、德、日等國用錢購買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獻，各大學、研究部門、研究人員相繼出現，掀起了國外藏學的第二個高潮。
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中國藏學界也迎來了對外開放，加強中外學術交流的新時期，國內外相互的學術考察、訪問、講學和合作研究，日益活躍。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前來北京、拉薩等地參加藏學會議。同時，國外學者的著作也被譯成中文后，在國內出版發行。通過上述活動，不僅增進了國內外同行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也推動了藏學事業的發展。
（作者：白央，女，藏族，西藏拉薩人，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藏傳佛教與藏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