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到來的時候，和我們談起虛無和無常的萬瑪才旦，又忙碌起來了。他結束了《氣球》的工作，離開了電影節，再次回到了片場，片場依然在青海。他的同事把照片發在朋友圈里，雪山壯闊，松樹高大落拓，結滿了霜花。
凝視
一個紅色氣球闖入視野，于是有了一部電影。電影《氣球》的由來，是電影史上一個美妙輕盈的故事。
大約十多年前，秋冬交替時節的某個晚上，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萬瑪才旦走在中關村附近，看到街上飄著一個紅氣球，覺得特別美，是個特別好的電影意象。一個故事在他心里發生了——關于避孕套，關于特殊年代里一位藏地女性在信仰和現實之間的生育困境。十幾年后，這個故事終于成為電影。除紀錄片外，《氣球》是2020年院線上映的華語電影中，豆瓣評分最高的一部。
看到一個氣球，思緒隨之飛走，這是萬瑪才旦生活里常有的出神時刻，是一種類似天性的東西。在青海貴德縣的老家村子里，萬瑪才旦從小就是個沉默寡言、喜歡坐在教室后排的學生。他不喜歡跑來跑去，但只要坐著，看著某個地方，比如一滴水、遠處的山，或者墻上的斑點，就能從現實里抽離出來，進入想象。
如今他已經是一位導演，年過五十，頭發已經有些灰白，本質的東西依然沒變。在《人物》與他的四次會面中，他始終溫和、禮貌，帶著他的新書做禮物，采訪時也有問必答，但回答總是簡短，也很少主動開啟話題。在圈子里萬瑪才旦同樣以寡言著稱，常常在大家聚會聊天時，他會被一句話擊中，然后出神，開始想故事。有人開他玩笑：「你平時不說話，電影里人物說那么多話，是不是你的話讓人物都說完了？」他笑一笑，還是不說。
萬瑪才旦覺得，聽和看，比說更重要。他的微信頭像是一只眼睛。一只長在手心里、俯瞰人間的眼睛。是有一年他在西藏一個寺廟里看到的一幅古老壁畫的局部。他很喜歡，就做了頭像。
這種凝視世界的眼光，也出現在萬瑪才旦的每一部電影里?！稓馇颉返墓适率菑囊浑p孩子的眼睛開始的。小男孩透過吹了氣的避孕套，看著藏地的天與云、草原、摩托車，聊天的父親和爺爺?！端濉烽_頭，是12分鐘的固定機位長鏡頭，只拍這個牧羊人背《毛主席語錄》。電影《尋找智美更登》，第一個鏡頭是導演獨自佇立在群山之間，前30秒，人的動作幾乎是凝固的。
萬瑪才旦的電影風格鮮明，偏好固定機位、長鏡頭，少用近景，人永遠是小小的，在高遠的天地之間。2020年12月，在北大的一次放映會上，一位北大學生問到他為什么產生這種偏好，萬瑪才旦說，他希望形成一種客觀的視角?！碧貙戠R頭往往帶著主觀強調，引導觀眾去看某些東西。而固定的全景機位，觀眾可以通過自己的凝視，選擇關注什么?！?/p>
這種凝視不僅僅是鏡頭本身，還是對人的態度。萬瑪才旦的電影里，主角總是一些破碎的、不完美的普通人。作為孤兒長大的、陷入愛情的牧羊人，喜歡《西游記》的小喇嘛，隨著劇組去尋找往日愛人的藏族姑娘，不知道該不該墮胎的母親……
《紐約時報》這樣評價他的電影：“沒有國際媒體的頭條，脫離了官方媒體以及旅游業所制作的夢幻風景片，取而代之的是對于個體在轉變及入侵中的掙扎、對于他們鮮活的日常體驗的探究。鄉村窮人和處在現代發展風口的生活方式，是萬瑪才旦最熟知的，也是他最擅長駕馭的主題?！?/p>
大概七八年前，影評人王小魯曾經和萬瑪才旦有過一次關于電影的聊天。之后他回聽錄音，發現萬瑪才旦有很難得的一點，沒有“妄語”：“他不回避問題，也沒有禁忌，也能夠非常謙虛地去領會你的問題。知道什么就回答什么，非常節制，我后來想起來佛教里面有個詞叫妄語，不妄語，這個詞他是有的?！?/p>
2020年12月中旬，《人物》對他第二次采訪時，我們再次談到他微信頭像的那雙眼睛，他講到佛教里一個概念：人是有第三只眼睛的，打開這只眼睛，人的智慧會更開闊。他也希望有那樣一雙眼睛，它代表的是智慧，是慈悲。智慧不是聰明，“像有些電影里是有一些小聰明的，或者聰明，但達不到智慧的境界。有些導演他是能夠達到智慧的境界，像伯格曼、阿巴斯，其實是在用一份智慧在拍電影?！?/p>
萬瑪才旦最新電影作品《氣球》
逃離
萬瑪才旦的老家，在青海貴德縣的一個村子，在高原的褶皺里、黃河邊上。在他長大的那個年代，人們大多靠種地和牧羊為生，世界高遠而緩慢，他也很早就開始放羊，獨自在山里呆著，很早就覺得孤獨，常常陷入幻想。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從小就是一個更多活在主觀世界的人。
這是藏地整體的精神氣質。藏族作家扎西達娃在一次采訪中說，高海拔地區的人容易產生一些幻覺，古代西藏一些僧侶的文學作品里幻想的成分很強，寫實的部分反而很弱，一些歷史的著作里面也充滿了幻想、傳奇與魔幻，這也許是一種文學傳統。
導演德格才讓，是萬瑪才旦多年的好友和工作伙伴。他對《人物》說了一個故事，也許能幫助我們理解藏人的精神世界——藏地有許多人是相信有UFO存在的，在德格才讓小時候，他父親常常會去縣里買一些科幻雜志，上面都是各種飛船，在閉塞的牧區見到這些讀物，人們會覺得珍貴，腦子里天馬行空：“那個片區的人，是生活在一種宗教信仰的架構下，他會本能地相信除了人類之外，還有大千世界存在。他們愿意去相信，不覺得有什么稀奇?！?/p>
對年幼的萬瑪才旦來說，這種幻想很早就有了另一個承接的載體，那就是電影。
在他上小學時，村里來了一支勘探隊，要在黃河邊修一個水電站?？碧疥爼乓恍﹥炔坑捌?，像《狐貍的故事》《佐羅》《十萬火急》，還有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后來，有一部叫《智斗美女蛇》的國產電影，他印象很深。其他電影里正面人物都美麗英俊，反面人物則長得猥瑣，但是這部電影里，有個之前總是演反派的演員，最后被證明是地下共產黨員。年少的萬瑪才旦已經有一種敏感，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一種顛覆。
那種敏感，還來自于現實生活的荒誕。萬瑪才旦在文革快結束時出生，有一些對文革前后的記憶，比如村里的寺院被改造成了小學，孩子們就在寺院大殿里排練革命節目，歌詞唱道“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另一次放映隊來放電影，時間緊急，必須在下午完成放映，全村只有寺廟是唯一達到放映要求的場地，人們就把幕布掛在大殿中心原來放置佛像的地方，放了一場愛情電影。
他今年51歲了，還記得那樣一個畫面：神圣的宗教大殿里，孩子們喊著革命口號，或者看電影里男女戀愛。那次的觀影經歷，給了他最初的、關于世界的荒誕體驗。直到現在他走進寺院，依然會想起。
整個青年時代，萬瑪才旦始終在尋找出路，不停地離開學校又再回去——他考入中專，畢業后做了四年老師；覺得不甘心，又繼續讀大學；畢了業進入體制，還是不甘心，又回到學校讀研究生。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人生的關鍵詞是“逃離”，“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18歲中專畢業時，他做老師的工資已經有90多塊，當時是一份體面的收入，白天上課，晚上就埋頭閱讀，他讀《紅樓夢》，讀《米拉日巴傳》，讀俄國文學，也讀過好多本瓊瑤。書讀得越多，越不甘于當時的處境，他提出要考大學。那時他已經跟教育局簽了6年的合同，工作人員讓他寫保證書——保證即使考不上，也不能繼續當老師。他二話沒說，要了一張紙，就在窗臺上寫了這份保證書。
這種決絕也一直指引他往更遠處走，直到遇到某種機緣——他在西北民族大學讀研究生時，到了北京的國家翻譯局實習，偶然間看到一個資助項目，可以供藏地的學生去學習喜歡的專業。漫長的時間里，他對電影的熱情沒有消磨。初中時在縣里的電影院看電影，高中在州上，每個周末都看。而在那個時刻，那種喜歡又被喚醒了，進入電影業似乎成了一種可能。
他馬上寫下這份申請：關于自己為什么想讀電影專業，需要多少錢，他學了電影將對藏區有什么意義。這份申請很快得到批準。原本保留的體制內工作，也不要了。
進入電影學院那一年，他32歲，已經結婚生子。他形容自己的性格，是一些沖動、一些執著，認準的事情就要做。在電影學院，每個人的條件都不一樣，一些人前半段走得相對順遂，而他是經過了十多年，才最終從藏地的小鄉村，抵達了這里。
西裝:COMME des GARCONS
鞋:THOM WILLS
命運
剛到北京電影學院時，萬瑪才旦想拍的題材，完全不同于我們現在看到的作品。
在第一學期的課堂上，學生們要提交劇本，萬瑪才旦寫過一個叫《吐蕃秘史》的劇本，講的是吐蕃時期，當時的贊普朗達瑪在藏地發起“滅佛運動”，摧毀佛寺，僧人四散，安多地區的一個隱居者決定刺殺贊普，他想出了一個類似荊軻刺秦王的方法——用藏戲做幌子，在演戲時用藏在袖子里的弓箭殺之。這就是佛教的復興運動。
故事里還有枝枝蔓蔓的細節——贊普頭上長了角，這是個秘密，為他梳頭的丫鬟都會被殺，但一次他不忍心，放過了一個哭泣的丫鬟。丫鬟心里藏著秘密，憋得慌，有一天去曠野喊出了這個秘密，風一吹，秘密就傳了出去。
這個故事是神話，也是史詩，浪漫宏大，是萬瑪才旦真正的文化底色。但他得到的反饋是，這種故事不能拍。這里面涉及政策原因，也有投資和市場的原因，是非?，F實的狀況。史詩電影是主流世界的特權，類似《吐蕃秘史》那一類的電影，“只能是你想象中的電影，是一個愿望”。
正在那個時候，萬瑪才旦看到了阿巴斯和其他一些伊朗導演的電影。那是另外一種氣質，樸素、克制，但同樣有力量。他們電影里那些村莊、街道、小人物的生存狀態，那種氣氛和情緒，讓他沉浸，很相似的東西打動了他。主動或被動地，他做了一個轉向，把目光投向現實題材。
當時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謝飛老師，看到了他的才能。他曾評價萬瑪才旦的劇本：“非常小的事，但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不是藏族人是寫不出這么個劇本的?！痹谥x飛的支持下，萬瑪才旦拿到了電影學院的拍攝資金，拍出了自己的畢業作品《草原》。
20年后，在望京一個咖啡館里，萬瑪才旦向《人物》回憶起這一段經歷，用了一個詞是“命運”：“像我這樣一個出身、這樣一個地域出來的人，完全沒什么資源，但是靠機遇拍出了一部電影，真的好像是命中注定?！?/p>
2004年，萬瑪才旦畢業，回到藏地拍攝自己的第一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那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導演執導、拍攝藏地的純藏語電影。萬瑪才旦看重真實的質感，選的演員都是非職業演員，僧人的扮演者是僧人，小活佛的扮演者也是小活佛。當時還是膠片拍攝，攝影機一開，就要上千塊，片中老爺爺的扮演者本就說不順臺詞，一聽到花費甚巨，更緊張了。這個本來設定在新年發生的故事，從路邊的樹上落雪，拍到了樹長出嫩芽，在磕磕絆絆中完成了。
一年后，也就是2005年，《靜靜的嘛呢石》在當年的金雞百花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導演處女作獎。那是一個意義非凡的時刻。那一年是中國電影百年，而藏地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第一部自己的電影，它還得到了主流話語的肯定。
消息傳回藏地，有了各種有意思的反響——大家激動、高興，人們聚起來喝酒慶祝，還有人甚至開心得砸了電視機。接著就有人問，有沒有獎金。還有人虛構說，萬瑪才旦得了30萬獎金。見到萬瑪才旦，他們好奇地問：“你拿了多少錢？你發財了！”
碰撞
《靜靜的嘛呢石》得獎后藏地發生的一切，就像一個隱喻——藝術反思與宗教傳統，作者表達與藏地現實，這二者既矛盾又相互映照。
萬瑪才旦曾在許多場合表達過：他渴望以自己的方式來講述發生在家鄉的真實故事，再現藏地人們真實的生存狀況。而多年來，他也被廣泛評價為一位脫離了奇觀化、用自我書寫為藏地“還魂”的導演。他的作品被認為最能代表藏地，同時也因為這種視角被藏地審視。
2020年《氣球》上映前，用的是另一版海報：紅色的避孕套在上方，底下是一個佛像，佛像是反的，本意是一個鏡像。萬瑪才旦覺得它有沖擊力，直接表達了電影內容。但這版海報在藏地遭到反對，有人認為把避孕套和神圣的佛像放在一起，是對佛的侮辱。這版海報因此被撤下。
這些年來，幾乎萬瑪才旦的每部電影，都會與藏地的觀念有或多或少的碰撞。比如《撞死了一只羊》里的酒館老板娘，是一個被許多影迷喜歡的形象。但正是這個形象，被藏地一些觀眾認為不能代表藏族女性，她們是勤勞的、質樸的，而這部電影把老板娘塑造得太情欲了。
再之前的電影《塔洛》，里面有一首藏族情歌，被用作了電影推廣曲。而在藏地，大家很少公開唱情歌，這是文化的不同。萬瑪才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講到，他后來回老家，就老有人跟他講：“看你的電影搞得我們很尷尬?！?/p>
另一種碰撞不在于電影細節，而關乎主題與審美。萬瑪才旦的電影是什么樣的？他曾經的錄音師德格才讓說，是深刻的，作家氣質的。他合作過的攝影師羅攀說，“他電影里最重要的是藏人的生存狀態和他們的生命觀，以及獨特的幽默感?！迸c他相識多年的影評人王小魯說，他的電影是思辨的、疏離的、有強烈作者性的。
而這些作品在藏地遇到的反饋，有時讓人哭笑不得?！蹲菜懒艘恢谎颉吩诒本┦子硶r，有一位藏族觀眾站起來問：“導演，我上次看《塔洛》也沒看懂，這次也沒看懂，你什么時候能拍出一個我能看懂的？”當時全場觀眾都笑了。后來有一次飯局，德格才讓的一位朋友問他：“德導，我問一個問題，那個人開了15分鐘卡車是啥意思？”他指的是，電影《撞死了一只羊》的開頭，前15分鐘是司機金巴沉默著開車以及他的一些狀態的部分。
更早之前，拍《尋找智美更登》的時候，劇組去藏地的一個師范學院交流，一個學生“騰”地站起來問：“老師你怎么不拍一個武打片？你可以拍類似于《蓮花爭霸》或者《黃飛鴻》?！?/p>
萬瑪才旦至今的七部電影里，很多藏地觀眾覺得《五彩神箭》最好看，這是一個政府投資的電影，也是萬瑪才旦在電影圈子里名聲稍小的一部作品。德格才讓說，藏地觀眾喜歡，是因為“終于聽到有音樂了，而且畫面也不是長鏡頭了，帥哥很帥，美女很漂亮。老百姓就說這個看懂了，又好看，這個才像個電影?！?/p>
這種矛盾跟藏地本身的審美有關系。觀眾們置身于深厚的神話敘事傳統，他們喜歡《魔戒》，喜歡好萊塢大片，在藏地最受歡迎的內地電視劇是《西游記》和《白蛇傳》。王小魯覺得這很正常，他也曾經帶著《靜靜的嘛呢石》到過玉樹，想給小喇嘛們看，“他們是看不下去的，他們開著越野車，跳著街舞?！痹谒磥?，這個問題是普遍存在的，“就像你把賈樟柯的電影給汾陽人看，汾陽人也會更喜歡看《魔戒》，這是同一個道理?！?/p>
王小魯和萬瑪才旦在十多年前相識，看過他所有的電影，也和他做過數次訪談，還寫過研究藏地電影的文章。王小魯覺得，萬瑪才旦的思辨性，他的爆發力，他強烈的態度，是一覽無余的。
孤獨的牧羊人塔洛，想回到草原深處好像又回不去的時候，拿著爆竹點燃了自己的手；《老狗》里老人家的狗，很多人去偷、去買，老人家不賣，最后寧愿把狗吊死了；還有《氣球》里小男孩因為身上有顆痣，和去世的奶奶身上那顆痣長在同一位置，被認為是奶奶的轉世，但那顆痣在夢里是可以拿下來的，是貼上去的。這是萬瑪才旦對宗教溫和的反思，或者說，至少是一種思辨的態度。
當萬瑪才旦向我們回顧他與藏地的關系時說，“你從小在那樣一個文化環境里成長，你天然會相信這些東西。但當你離開了那個文化語境，接受另一種知識體系、另一個世界觀，你就會有對自身文化的反觀或者反思?！?/p>
王小魯在某一年偶然聽到萬瑪才旦做過一次藏語講座，當時他很驚訝，那是他第一次聽萬瑪才旦自由地、毫無障礙地用藏語表達。他意識到，萬瑪才旦身上是各種機緣的匯合——“他的年齡和成長經驗，他的文學性、對藏地的思辨。而且他對藏文化如此熟悉，他是能用藏語進行講座、用藏語寫小說的人。他又進入電影學院……各方面的機緣都到了他這兒，讓他成為今天藏族電影符號性和代表性的人物，這就是他的天命?！?/p>
新的藏地電影人
2020年11月底，萬瑪才旦在北京參加《人物》年度演講的錄制，在現場，他說到“紅氣球”的“紅”字時，稍微帶一點口音，他不好意思，向工作人員道歉，主動要求再來一遍。從第一次離開家鄉到漢地，已經二十多年，他依然會因為普通話說得不好而緊張。
幾年前，《人物》的另一位作者曾在江南某個城市遇到過萬瑪才旦。那幾天食物全是河鮮。按照藏族習俗，萬瑪才旦不吃水里的生物，只一個勁夾涼拌蘿卜。直到某一天，服務員端上一盤水煮牛脊骨，萬瑪才旦用手撕下牛肉，慢慢放入口中，“那個動作熟練得就像呼吸一樣，和他整個人渾然一體。我們頓時被食物拉回了屬于自己的那個時空……在江南，萬瑪才旦終于因為一塊牛肉安心起來?！?/p>
2017年底，萬瑪才旦把家從北京搬回了西寧。這里離他的老家和父母都更近。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生活在忙碌與悲觀無常之間。
現實生活里，他寫小說，拍電影，做監制。只要有藏地的年輕電影人遞劇本過去，他都會幫忙看一看，要是做監制，則要從劇本到宣發，費盡心力，跟完全場。交往多年，王小魯知道萬瑪才旦是個不會周旋的人，他到了西寧，萬瑪說約上見一見，那就肯定不是客套，就會真的抽出時間來陪你，雖然還是不多話。他待人真誠，這跟他的電影氣質是一致的。
但這些行動的源頭，類似族群的責任和使命，與人的本質無關。在和我們的談話里，萬瑪才旦數次談到隨著年齡增長，他會有一種更深的虛無感，跟身體的變化有關，跟身邊發生的事情有關，跟經歷有關，也跟宗教有關系，也因為天性里的悲觀，他頭發灰白茂密，聲音很輕：”所以有時候又覺得，創作可能也沒什么意思?！?/p>
這種矛盾始終在他身上存在——這次采訪后沒多久，他推薦德格才讓給我認識，作為這篇文章的外圍采訪對象。德格才讓為他的多部電影錄音，今年完成了導演處女作《他與羅耶戴爾》。他說我也可以跟德格才讓聊聊他的新片，也許可以幫這部電影做些宣傳。
德格才讓是在電影業里與他共事最久的人之一，亦師亦友亦兄長。十幾年前，萬瑪才旦剛到電影學院上學，過了一兩年，他叫上舊識松太加、松太加的表弟德格才讓，一起到了北京。他們就租在北影附近的黃亭子小區，從早到晚拉片，從CD到硬盤再到網絡下載。三個人性格都不一樣，萬瑪才旦內斂，但愛唱歌。松太加外向，咋咋呼呼的。德格才讓則慢半拍，性格天馬行空。畢了業，三個人就開始拍電影，萬瑪才旦當編劇/導演，松太加攝影/美術，德格才讓錄音/音樂，合作了好些年。到后來每個人都找到自己想拍的主題，都做起了導演。
隨著時間推移，你會看到這群藏地電影人身上長出不同的東西來。
德格才讓最想拍的，是藏區人的幽默。他在這里出生長大，熟悉那種植入骨髓的詼諧。只要稍微熟一點，人們就會互相開玩笑、取外號。每回在藏地拍片子，總會有幾個活寶，現場永遠充滿歡聲笑語。大家沒有那種階級感，誰的玩笑都開。
他覺得那是以前的電影沒有呈現的另一個藏地。于是他拍了《他與羅耶戴爾》，一個公路片，里面的角色是個年輕人，也是他日常生活中接觸的那些人，那些說完一句話就會哈哈笑的人，那些啥也不說但都要笑一下的人。電影里那些笑點不是做出來的，而是生活真正的質感。德格才讓說，不需把片子貼上藏地電影標簽，這是一個青春期男孩的故事，他更愿意把它歸類為青春片。
影評人王小魯還認識另外一些藏地電影人，他們與萬瑪才旦并不相識，也學習電影專業，進入電影業，他們有的在城市長大，有的拍的是恐怖片。他們代表的是藏地電影的另外一面。
2021年到來的時候，和我們談起虛無和無常的萬瑪才旦，又忙碌起來了。他結束了《氣球》的工作，離開了電影節，再次回到了片場，片場依然在青海。他的同事把照片發在朋友圈里，雪山壯闊，松樹高大落拓，結滿了霜花。
